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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到文化

1999-12-22 来源:中华读书报 陶东风 我有话说

我本来是习文艺学与美学的,在1990年以前写的一些幼稚的文字(基本上写于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期间)也都限于这个范围,对于超出这个范围的社会文化问题很少涉足。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那时由于我尚未完成研究生学业,时间精力决定我不能心有旁骛;另一方面是在80年代末(准确说是1989年)以前,在我的心目中呈现的中国的过去、现实与未来都非常明朗,至少我主观上没有太多的迷茫与困惑。大约从1990年开始,我心中的中国似乎突然变得陌生起来,它的过去与未来也相应地模糊起来。同时,文化问题与文学问题似乎开始错位(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分离)。文学的圈子似乎在缩小。这使我想到一个悖论:在大家倡导文学的自主性与独立性的80年代,文学场域与其他场域的关系反而紧密,而在大家都觉得文学已经被商品大潮冲击得溃不成军的90年代,文学实际上获得了较大的自主性,当然它的范围也缩小了。如果文学的功能过分膨胀的话,文学一定是不可能自主的。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是,在80年代,谈论文学、美学几乎就等于是谈论文化乃至政治(想想关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文学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文学的主体性问题的讨论与当时社会政治的关系是多么紧密),而在90年代,文学话语对于中国社会文化的表征力与阐释力变得非常有限,中国的社会文化状况正在通过许多其他非文学的渠道与媒体得到表征。由此,如欲对于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状况有一个比较综合的把握,就必须不能再局限于文学的圈子了。我的个性决定了在一个我主观上无法把握的现实环境中似乎很难作“专业的”学术,这是我所以“跳出”文艺学这个专业圈子的重要原因。

更深一层的变化是,我深深感到中国90年代的文化(包括文学)的变迁不是文化本身,更不是文学本身所能解释清楚的,它是整个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必然伴生现象。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对于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乃至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新格局有一个整体性把握,就无法解释清楚中国文化包括文学的所谓“新状况”;而对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理论意义上的整体把握,必须要有远远超出文学的知识积累与学术准备,因为这个变迁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从而就应当有相关各个方面的知识积累,尤其要了解跨越并综合了各学科方法与成果的现代性的社会理论以及在西方世界当红的“文化研究”。但是对于一个一直局限于文学专业的人来说,这种知识论上的调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在学科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的情况下,这是可以理解的。90年代许多文学研究者都开始谈论社会文化问题,但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言论尚局限于文学批评家的专业视角与个人的经验感受,因而常常流于情绪化。我相信这与他们的知识结构以及相应的研究视角未尝进行应有的转换直接相关。我既然不自量力地涉足大文化领域,又更加不自量力地不满足于只从文学的视角谈文化,所以就开始阅读社会理论与“文化研究”方面的书,其中大都是西方的学术名著,读起来相当吃力,用它来分析中国的问题就更加吃力;而我偏偏又不相信“十年磨一剑”的“一本书主义”,所以不免经常忍不住撰文参与关于当代文化的讨论。这决定了:1、我的许多观点非常幼稚,远远谈不上是成熟的“学问”;2、这些观点还经常变化(许多好心的朋友都向我指出了这个毛病)。这里面有中国社会文化本身正在急剧变化的客观原因,同时也有我自己的知识结构变化以及个性方面的主观原因。这些文章现在已经汇成《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一书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书中的内容部分地反映了上述所说的我的研究方向与思路的变化,其中有一些甚至还有内在矛盾。为了忠实地记录这些思想轨迹,我在出版时没有作太多的修改。

再重复一遍,无论是我们生活其中的中国社会,还是关于它的研究都已经变得空前复杂。中国社会的杂交性与混合性既来自中国民族国家内部原由的与新生的差异与混合,也来自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异与混合。这种混合在消除一些异质性的同时更在滋生更多的异质性。我们已经不能局限于民族-国家的视角来谈论中国问题(因为中国已经深深卷入世界体系),更不能用我们所熟悉的现代/传统、西方/东方、现代/后现代、激进/保守、左/右、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二元对立模式来分析中国。其中民族-国家框架的局限性尤其已经引起国内外中国研究者的关注;但是中国已经汇入世界体系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框架已经完全过时。导致中国社会文化目前状况的因素当然包括中国对于世界体系的深刻卷入以及它在这个体系中的特定位置;但是中国毕竟是作为一个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经济模式与文化传统的民族国家卷入这个体系的,是带着自己的既成权力结构卷入这个体系的。因此,如果完全用诸如“世界体系理论”来谈论中国问题,在开启一种思维可能性的同时也可能遮蔽一些同样重要的思路与视角。我们应当充分关注的恰好是在民族-国家内部现成的权力结构与全球资本运作之间的复杂关系。本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的这个思路,同时我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继续沿着这样的思路进行下去。

(本文是作者为《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一书写的后记,此次发表,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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